普鲁士蓝|自杀的女化学博士、氰化物和奥斯维辛

秦谦

1915年五月的一个夜晚，一声枪响结束了克拉拉·伊美瓦尔的生命。这个拥有化学博士学位的女性，最终选择用丈夫弗里茨·哈伯的军用手枪，将自己的意识归还给了永恒的黑暗。
而与此同时，甚至就是在隔壁房间，她的丈夫，那个刚刚被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擢升为“化学战部门”负责人的男人，正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毒气战的成功——在伊普尔释放的氯气云屠戮了数千协约国士兵——举行着一场压抑着狂热的庆功宴。
人们总爱对悲剧追根溯源，仿佛在无序的混沌中能够为此寻找到一条必然的因果链。18世纪初，当染料商迪斯巴赫按照某种炼金术的配方，将动物的血与草木的灰烬填入坩埚，使其与钾碱激烈媾和，本想炮制洋红染料的他由而创造出了那深邃如午夜、宁静如深海的结晶——普鲁士蓝。
它廉价、稳定，彻底革新了艺术家的调色板。莫奈笔下吉维尼花园的睡莲，其倒影中那令人心颤的蓝，正是普鲁士蓝的灵魂在光与水的介质中低语；葛饰北斋《神奈川冲浪里》那卷曲的、吞噬一切的巨浪之脊，其冷冽的威严，亦拜此蓝所赐。
然而，普鲁士蓝的核心氰根（CN⁻）——由碳与氮以三键紧密缠绕而成的阴离子，却是自然界中最有效率的杀手之一，它能以比氧气高出数百倍的亲和力，劫持血液中负责细胞呼吸的细胞色素氧化酶。受害者往往因能量传输的骤然中断，便迅速死在了一片苦杏仁的气味中。
氰化物是普鲁士蓝甜蜜表象下蛰伏的毒刺。而将这条毒刺淬炼成战争利刃的人，正是克拉拉的丈夫弗里茨·哈伯。他并非庸常之辈。他是天才，是先知，是“从空气中提取面包”的魔术师。在卡尔斯鲁厄的实验室里，他驯服了空气中桀骜不驯的氮气（N₂），这项成就，其意义不亚于普罗米修斯盗火。它终结了人类对天然硝石矿（智利硝石）的依赖，为化肥工业奠定了基石，理论上足以养活地球上爆炸性增长的人口。
他也因此获得了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被誉为“用化学创造和平”的圣人。他的肖像，本应悬挂在供奉人类福祉的殿堂。但战争，那台巨大的、吞噬一切的机器，碾碎了所有纯粹的知识边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绞肉机轰然启动。阵地战陷入泥泞的僵局，堑壕像大地的伤疤，吞噬着年轻的生命。当传统的炮弹和刺刀无法撕开防线时，德国总参谋部将目光投向了化学——那门能够精确操控物质、转化能量的新科学。
他们找到了哈伯。这位“和平的缔造者”，这位国家主义者，这位被“科学服务于祖国”的宏大叙事所裹挟的天才，几乎没有任何挣扎，便欣然地（或者说，狂热地）将他的智慧转向了对杀戮效率的提升。
很快，哈伯所研发的氯气弹被投入战场。那黄绿色的、比空气沉重的云雾，在伊普尔的微风中贴着地面蔓延，侵入法属殖民地士兵的堑壕，引起肺组织的可怕液化。它有效，却不够完美。哈伯的目光，穿透了氯气的迷雾，牢牢锁定了氰化物家族——那个普鲁士蓝所暗示的、更高效、更隐蔽的死亡路径。
氰化氢（HCN），一种在常温下易挥发的无色液体（微带苦杏仁味，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嗅到），其毒性远超氯气。它能在几分钟内，甚至几十秒内，阻断全身细胞的呼吸。
哈伯以此为基础开发了齐克隆（Zyklon），人们很难将这个听起来人畜无害的名字（意为“气旋”）与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联系起来。这些吸附着液态氰化氢的固态载体从奥斯维辛“沐浴间”顶棚凿孔中倾泻。当受害者闻到苦杏仁的气味时，氢根离子已经以千倍于氧的亲和力，在近乎一瞬间带走了数以百计的生命。
克拉拉·伊梅瓦尔并非普通的家庭主妇。她拥有化学博士学位，理解分子式背后的力量与恐怖。她亲眼目睹丈夫如何从合成氨的救世主，蜕变成毒气战和屠杀犹太人的死神。
她并非不爱国，但她心中那根由理性、良知和对生命神圣性的敬畏所拧成的弦，在哈伯日益高涨的狂热面前，绷紧到了极限。当庆功宴的喧嚣穿透墙壁，当哈伯的同僚们为伊普尔和奥斯维辛的“成功”而干杯，克拉拉的世界彻底崩塌了。她看到了未来：更多、更高效的毒气，在战壕里，在集中营中，甚至在城市蔓延，在这种可怖的景象前，克拉拉最终用那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哈伯得知妻子死讯时的反应，历史记录语焉不详。他或许悲痛，或许震惊，或许在那一刻感到了灵魂深处一道短暂的、刺骨的寒意。但更大的“使命”在召唤。他草草料理了克拉拉的丧事，旋即奔赴东线，亲自督导对俄国军队的毒气攻击，并在不久后被战争机器彻底碾碎。
人们在整理哈伯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写给妻子的信。在信中他坦言道他感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内疚，但并不是因为他在这么多人的死亡中直接或间接地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而是说，他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的做法改变了地球的自然平衡，他担心世界的未来将不再属于人类，而是属于植物，因为，只要世界人口缩减到前现代的水平，哪怕只有几十年，这些植物就会刹不住地疯长，借着人类遗留给它们的过剩的养分，到那时，它们就会在地球表面蔓延开来，直到将它彻底填满，把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淹死在一片可怕的绿色里，一如即使在今日，也可以在奥斯维辛的某些砖缝里看到的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