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随笔

asuk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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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主流，潮流，都是很暧昧很主观很相对的东西。只有在和“不懂的人”对话时，人才会去思考什么是主流的。我的生活圈子里也没有人认识余华、韩寒、戴锦华、马伯庸、贾樟柯、汤浅政明、齐泽克、石冢英志、糸井重里、露西·伊莉格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啊。这些“知识分子”在一般人看来压根就不是公众人物，只是圈子内的自娱自乐而已。齐泽克也许很恼火，说世界已经被切割成一个个画地为牢的泡泡宇宙。彩虹主义者也许很恼火，说世界已经堕落成没有人看得见活人的混沌大熔炉。那也不怎么样啊，这类对现代社会环境的抱怨和不满从18世纪末开始至今一直都没有停过啊。我依旧要读书、依旧要吵架、依旧要生气、依旧要沮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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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知识分子都是人渣啊。只有死了的，才会开始发光发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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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参加读书沙龙、售书会、座谈会、读书交友会和观影会的，一是没有条件，二是即使有条件也不值得。如果我坐在那儿，当面跟他们那些作家或文人提问、对话，我会跟他们吵架，然后被保安赶走的。有些事就是无法妥协的，再大的理想和现实也无法让人和自己厌恶的人握手言和。如果我面对面跟对方交谈，相互鄙视在所难免。但是，只要不是面对面，只要是他们写字，留在书上，我买回来读，那就很好，非但相安无事，甚至还能唤起共鸣，焕发斗志，让我感觉得到在山的另一头也有人和我经受过同样的困惑和同样的痛苦（尽管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小平民有一些是有名人）……书籍的价值就在这里了。通过写作，言论者就可以谋杀自己的思想，让它变成死去的字（作品），隔着空间和时间传达给另一个人，唤起另一个人心中的火。也就是说，在一个“对话”非但无法让人相互理解、达成和解，反而只能增加撕裂和冲突的世界，书籍与作品倒是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为人与人之间建立共识。我在某部诗集里见过书的这个特征也叫“延迟的对话”——这能不能算作“对”话，我感到怀疑，不过“理解”和“沟通”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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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读书和写作能解决孤独与穷困；它们只能培育孤独，让人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穷困。那就是它们本来的功能。“读书能让有趣的灵魂相遇”和“读书能让人成为更好的自己”之类的，都只是《风雨哈佛路》或岩井俊二爱用的一种叙事而已。有人就是喜欢听那种浪漫话啊。《搏击俱乐部》和村上春树的观众通常就不受那一套。如果你喜欢生活多于享受孤独，那大概就说明了你还未活到需要读书和写作的时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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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但是，毕竟，社交平台还是公共领域啊。即使齐泽克和韩炳哲整天嚷嚷说什么公共领域已死，全世界都变成了私域；虽然彩虹主义者整天嚷嚷什么私人领域已死，全世界都变成了公域。但沙龙和演讲会在我看来依然是很传统的公共空间啊。身在公域就要遵守规范，否则就连对话都不可能的了。

asuk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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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读到一半了，遗憾没有早一点遇到。主角福斯卡简直就是我遇过的最完美最极致最典型的深渊信徒，太可怜了。所谓的“不老不死”，在古希腊文学里象征着神格，在哥特文学里是象征着怪物，在现代流行影视动漫游亚文化里象征着超凡脱俗，其实都是一码事。这个烂俗的“梗”在这里，被波伏娃从哲学的层面严肃对待，事情就不同了。我曾鄙视文学作家仅仅为了表达某种形而上/本体论的哲学理念而写故事，曾认为那种做法简直无异于禅师讲故事。如今遇上了作为小说家的波伏娃，我发现我的看法的确没错，波伏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作家的确和“禅师”算是同一类人。引起我鄙视的不是做法，而是大部分人把事情做得太漫不经心、太随便敷衍。我该讨厌的不应该是“禅师”，而是不会把故事讲好的“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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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其实不过就是写狗血伦理剧的，波伏娃也就是写历史哲学剧的，塞林格也就是写个人成长剧的，手冢治虫也就是讽刺现代都市文明的。他们用的“梗/迷因”，在现代，已经被翻写无数次了。从1900年到2000，每十年一次，小说一代比一代写得好看。如果只是为了故事，老一代文学是可以集体扔火堆了，没必要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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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该扔火堆报废处理的是2020年的好莱坞电影剧本，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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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嘲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行文“唠叨”、“繁复”、“冗余”？他真以为讲故事就是“讲一件事”嘛？他还真把作家当作工程师看了哈。如果契诃夫的文学观是正确的，那么在21世纪，“契诃夫式”已经熟到烂了，契诃夫就是没必要存在的了。然而事实不是那样噢，契诃夫的书还是好看，他就是没有办法过时。契诃夫错了，他们作家并不是盖房子造福百姓的，也不是造武器为民战斗的。在一个雕塑师和建筑师可以被工程师取代、小说家和作曲家可以被故事编剧取代、战士和军师可以被算法取代的时代，波伏娃、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和曹雪芹就应该起死还魂、焕发生机、再次流行了。